映象新闻

这一私人权利宪法观也带来了美国宪法与国家主权之间的长期张力。

因为学术或政治策略涉及一个人的内心动机，外人妄加揣测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引发无谓的相互指责，最终把学术研究变成政治立场的争论。二、代表概念的内核 人们在多种语境[3]下使用代表一词，各种语境下的内涵互有差别。

其次，委托专政是一种经过授权的违宪。代表的功能只在于使这种不可见的存在变得可见，而非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一种可见的存在。据此，揭示被代表物的最佳途径是通过理性，而上述各种制度是保证理性得到畅快表达的最佳机制。这些答案可以划为如下两类：一类是理念性价值[17]，另一类是存在性事实[18]。第二，国王不再是人民的代表者，第三等级就是人民本身，由第三等级召集的国民大会才是真正的代表者。

但是，二者的区别之处在于，委托专政并未从根本上颠覆现行的宪法秩序。只有经选举产生的议员才是合格的代表者。[20]关于无产阶级为什么必须组织为一个政党的问题，列宁有非常丰富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了。

[39]值得注意的是李维汉对民主集中制的解释：民主集中制是政体，是制度，也是工作方法。七五宪法（包括七八宪法）把专政的时间设定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而在这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公民都有基本义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说敌我区分框架瓦解了（相反，它仍然有效），但被人民内部的框架吸收了。[33]人民民主专政中的对敌人专政，就是要依据刑法，惩罚他们的犯罪行为。

产生新敌人的土壤在于小生产、商品生产和资产阶级法权不得不有限地存在这一客观历史条件，并有千百年来的旧思想、旧习惯势力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束缚这些主观条件与之呼应。[51]关于制度化的弥赛亚主义的悖论性质，参见[意]乔治•阿甘本：《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钱立卿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

这样，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就如同列宁最初设定的那样，呈现为先锋队组织一领导阶级一联盟阶级一统一战线中的其他成分这样一个复杂的结构关系。这也许是在专政前面加上依法二字的理由，以表示革命暴力向常规暴力的转变，表示一阶段历史任务的完成和一个历史时期的过去。[15]另一方面，它的实际构成者和承担者—劳动群众—却又欠缺文化水平或治理能力。[39]据此，我们认为在我国宪法上的专政概念，仍然继承了列宁对专政问题的完整提法，即专政的更为实质的方面，在于特定的权力集中体制，在人民民主这里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及其具体组织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粗糙而凌乱的文章却引起了众多的关注，这个现象本身就是时代精神状况的折射。[12] 通过劳动群众与为了劳动群众的对比鲜明地界定了苏维埃的宪法地位。如果我们更严格地考虑这里的用语，我们会发现全面内战同全面专政是不同的。也因此，专政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同专政的结束问题联系在一起，只不过它的结束具有双重的含义：一种是作为世界历史事物的专政本身的消亡。

我们关心的是从中可能推得的后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识别出专政用语在我们的政法传统中变化的线索。

这两个法条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依照法律剥夺。为了克服这种可疑的历史状况，专政者动用超法律的力量。

这个共同的新起点似乎蕴涵五四宪法的公民原则和基本权利体系获得伸张的可能性，因为人民的均质化使公民原则不但成为一种政治法律的拟制，更成为政治法律上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不受法律约束所指的，只能是自己不受自己的法律约束。相反，依法专政以专政对象，也就是以敌人的隐蔽化为条件。但即便从法律技术的角度讲，由于对敌斗争服从的是必要性或必然性的要求，采取的是权宜和应变手段，因此它不受法律约束的特点，必须同时要求我们自己一方内部的关系服从于对敌作战的特征。列宁的定义是在同考茨基的争论中界定的，但我们不打算回顾这场重要的论战。根据康德式的普遍立法原则，不是立法者根据理性认识能力相对低下的人的实际状况，量身定做一套专门适合于他们的法律，而是立法者根据自己的理性标准订立适合于自己的法律，并要求其他人也奉行无违。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两者之中，前者对应专政概念中的实质方面，属于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的分配或组织形式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在毛泽东的论述中，各种分子仍然被整合在阶级的范畴之内，或者是某种阶级的萌芽，或者是代表了阶级。例如，五四宪法规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于是出现了国家保护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同社会主义改造之间的矛盾。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5年第3期，第5-13页（原载《红旗》1975年第3期）。这种理性专政[63]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把有待提高其理性能力的人也拟制为和自己本质上是一样的人。

[43]同上，第217、 218页。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公民平等原则是在五四宪法中引入的，因为只是到了五四宪法才引入了公民概念。也就是说，因为客观经济基础的进步，使得设想一种人民普遍的无产阶级化成为可能。关于专政的这样一种界定，同列宁的论战性定义保持了基本的一致，即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

1957年之后的历次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表明，问题在于人民的历史性塑造，这在文革中以极端的形式，即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新人原则中登峰造极。这种表述与现行宪法略有不同。

也就是说，如果七五或七八宪法上也有平等原则的问题，那么它们的平等原则—无论是立法平等还是法律适用平等—都被敌我框架限制而局限于人民内部。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

[52]参见陈端洪：《论中国宪法的根本原则及其格式化修辞》，载氏著：《宪治与主权》，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特别注意其中第148页的演化论述。论者们似乎都认定，专政理论背后的时间承诺已经变得空洞，不再有效，从而把在列宁主义中历史化了的例外状态（过渡时期），看成是在要求某种独特的权力结构或治理模式，并以此为出发点彼此争执不休。

See Carl Schmitt,Dictatorship,p.110. [10]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623页。当然，这倒不是说专政没有发展，甚至也不是说与专政有关的实质和根本问题的理论思考没有发展。[7]这个论点不是没有道理，但问题是，既然在专政结束之后开始的是一个专政体制向法治国家转型的时期，那么这个显然既非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的体制、又非已经建成了的法治体制的体制，是个什么样的体制呢？另外，把专政理解为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这对一般的专政概念来说同样是成立的。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八二宪法在这个方面继承了这个普遍平等的承诺，而且循着自身的逻辑不断发展，虽然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小心翼翼的。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20页。[25]但现在区别于阶级的坏分子也被明确地界定为专政对象。

它也因此更新了专政之不受法律约束的方式。[19]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之专政的实质界定，恐怕没有比这说得更清楚、更明白的了：一种具有实际优越性的集中化的威力，由一个先进阶级承担的集中化威力，并且这个阶级组织为一个先锋队政党，以便对人民进行引导。

邓小平在说明文革的错误时引用了毛泽东的总结，说它错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55]《共同纲领》第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